我的父母亲都是军人，他们的父母也都是军人。这个故事来自我的母亲，讲述她8岁时，从家乡广西柳州去探望驻扎在千里之外的甘肃的父亲（我的外公）。这次旅行使母亲第一次亲眼见到解放军部队，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为了支持酒泉卫星基地的建设，需要修建从甘肃清水通往绿园的铁路（基地在绿园，并非酒泉）。当时我的外公在铁道兵10师49团任总工程师，主持这条叫绿园直线的铁路的建设。这条铁路穿越戈壁沙漠，施工很困难。而且施工时期正碰上三年自然灾害，部队食品供应不够，战士们经常要靠吃沙枣树的叶子充饥。但是后来部队命令不许吃沙枣树叶子，因为老百姓也靠吃叶子，“部队不许和老百姓争抢口粮”。所以部队不得不饿着肚子施工。当时很多老百姓吃不饱，时而到部队驻地偷吃粮食。有一次一个老百姓被铁道兵一位副团长捉住，打了一顿。这个副团长因此被处罚，被送到铁道兵在东北的农场劳动。

我的外婆是柳州铁路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外婆在外婆的母亲的帮助下，抚养着四个孩子：我的大舅舅、二舅舅、母亲和四舅舅。母亲在两个哥哥的影响下，自幼就独立热情开朗。5、6岁时，和外婆同事的一个阿姨要回河南信阳老家探亲，母亲黏糊着要跟着去，并跟着那位阿姨，经株洲和武汉转车，开开心心的满满足足的玩了一路。途中认识了野菜马齿蔊菜；在武汉的湖里钓鱼，并人生中首次见识了蚂蟥。

这个故事发生在1959的暑假。当时母亲的外婆65岁，母亲8岁，四舅舅7岁，大舅舅和二舅舅分别是12岁和11岁。当时外婆要上班，所以母亲的外婆带着四个孩子上路。在柳州火车站碰见一个解放军叔叔恰好也去清水，于是外婆将一家老小托付给了这位叔叔。（辈分有点复杂哈，应该以母亲，而不是我的口吻叙述）

这一路都是坐慢车硬座。6人坐面对面的两张长凳，带了一张草席，两张毛巾被。晚上母亲和四舅舅在座位下铺席子，睡觉。

第一次转车在衡阳。妈妈记得当时人很多。大舅舅拥挤，母亲等着，衡阳脏，长凳上屁股上咬了一个大包，跳蚤。

武汉。夏热，男女大裤衩汗衫，满街竹床。长江大桥雄伟。

郑州倒车。小饭馆里面条。大土碗（灰白的）盆子一样。面条很粗，汤很黑。要饭的围上来，不好意思吃，犹豫之时，乞丐吐口水到碗里，只好给他们。只要让出一碗，其他乞丐就让开，否则没法吃饭。

到清水。一个星期。腿和手都种了。

清水是个小站。站台下密密麻麻的军用帐篷。不知哪一顶是49团的办事处。（外公是49团总工程师）。解放军叔叔和大舅舅去找，等。一个小时。二舅舅也去。就等不来。叔叔带到就离开了。办事处的人说好了不起啊，小脚老太太带着四个小孩。

吉普车带到祁连山下的半坡村（团部）。像城堡。夯土城墙。可以在上面骑驴跑马。警卫排长接送到一个老乡家住。一个黑乎乎的大屋子。相对两扇门。房里两张炕。房东老太太和一个5/6岁的小女孩。分了一张炕。不脱衣服不脱鞋上炕睡觉。没有厕所。屋后平地上一道土墙围住。平地上屎尿横流。找块干净点的地方方便。

村外种青稞，田埂上黄豆。白天村里的女孩，一个带两个弟弟妹妹，背上背着一个，手里牵着一个。村口一个大灶，老虎灶，烧开水。女孩们烧毛豆和半熟的青稞。母亲馋，也去吃。

三个舅舅和罗团长的儿子和村里的男孩一起在城墙上打仗。你追我赶。外公从工地上回来，看到了，说不能和老百姓的孩子打仗，你们是“军属”。听话。

男孩又去骑毛驴。母亲和四舅舅小，爬不上去。罗团长看到了，把两人抱上去。

部队有食堂。拿铝盆带饭回来吃。村里一个大狗，跟着走。大、二舅舅拿馒头喂狗。被外公看见骂。困难时期，不注意“群众影响”。

原来还有老百姓吃不饱饭。军民关系真好。

 

 

 

 

我不是军人，所以以下回忆不是关于我自己的。但是我的父母和祖辈都是军人，还有很多朋友是军人或者曾入现役，他们白忙之中不常上网，但是他们说的故事如此有趣，让我不禁要记录下来。

 

今天是周日，父亲带姑姑和我去河北蓟县盘山烈士陵园祭奠我的大爷爷和大奶奶（我爷爷的哥哥和嫂嫂）。父亲的战友姜叔叔派司机杨哥接送。

互换：刺杀中国金融的封喉一剑
中央民族大学证券研究室主任  张宏良 教授

2008年2月日

    次级债引发的欧美金融动荡，改变了国际垄断资本围猎中国的计划，由原先通过拉高后做空中国金融市场来席卷中国财富，转变为由中国金融机构直接为陷入金融危机的西方银行买单。要想让中国金融机构直接为西方银行的巨额亏损买单，显然股指期货暂时还派不上用场，更加急需的是要创造一种能够把中国的外汇资产直接用于西方银行的工具，这就是互换。于是，互换便取代股指期货率先登场，成为中国金融改革推出的又一创新形式。所谓互换简单讲，就是在既不改变所有权，也不形成债权债务条件下的一种金融资产交换行为，其可怕之处就在这里。

    比如张三有美元李四有人民币，他们之间有3种方式可以交换：一是互相卖给对方，美元人民币的所有权转移，双方资产负债表上十分清楚；二是互相借给对方，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双方资产负债表上同样很清楚；三是互相交给对方使用一段时间，到期彼此再换回来，就是所谓互换。为什么说可怕呢，因为张三的美元既不是卖给李四的，也不是借给李四的，而只是让李四用一段时间，期间美元仍然属于张三的资产，仍然在张三的资产负债表上，监管部门从资产负债表上看不到美元已经被李四拿走了，只有到期后张三从李四那里换不回美元时，也就是美元已经损失后监管部门才能发现。由于金融衍生品买卖形成的资产流进流出在资产负债表上反映不出来，所以称为表外业务，表外业务的发生只有交易者本人知道，在资产没有损失掉以前，除操作者本人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交易的存在。既然连交易本身的存在都不可能知道，就根本谈不上所谓监管。所以只有在尼克·李森完全赔掉英国巴林银行以后，热罗姆·凯维埃尔造成法国兴业银行损失50亿欧元以后，监管部门才能事后得知交易的存在。这就是衍生金融工具的可怕地方。

    而在所有金融衍生品中，互换最为可怕，因为互换本身就是为逃避金融管制产生的，并且当初恰恰是为逃避政府限制外汇资产流向国外产生的，如果说股指期货是金融核弹，互换就是金融中子弹，中子弹的威力就是在建筑物和战车完好无损的情况下，能将其中的人员全部杀死，作为金融中子弹的互换，同样能在资产负债表没有任何异常的情况下，把中国的外汇资产乃至其它金融资产全部掏空。中国人民或许在某一个早上醒来会突然发现，亿万人民数十年艰苦奋斗创下的金融家底已经空空如也，并且全部责任都会推到几个或者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已经失踪的交易员头上。

    对此，那些和西方国家串通起来掠夺中国外汇资产的买办专家，肯定会信誓旦旦地说什么我国金融监管十分完善，互换业务只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等。所以在此我们想提醒大家注意，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发明出监管金融衍生品的有效方法，特别是互换业务本身就是针对如何成功逃避金融监管而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人类对其运行规律的认识程度，要远远低于对癌症或艾滋病的认识程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找到治疗癌症或艾滋病的成功方法之前，人类绝不可能率先找到管理金融衍生品的有效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把互换等金融衍生品搬到中国来的根本原因。

    前些天我遇到《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向他询问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窟窿估计有多大？他说可能有2万亿美元。我当时一听汗就下来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有2万亿美元的金融窟窿，我们有1.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正好用来填补它的金融黑洞。

    要用中国外汇资产来填补西方银行的金融黑洞，可以同时采用明暗两种手法，就明的方面来说，主要是由政府出面和由买办牵头，引诱胁迫中国金融机构直接向西方银行注入美元资产，越来越多的美国金融机构如同久旱逢甘露般地得到了中国注资，以至于英国首相布朗、法国总统萨科齐等其他西方国家的首脑，纷纷跑来中国要求利益均沾。在最近一次欧洲货币会议上，掌管2千亿美元外汇的中投公司老总已明确表示，中投公司不会在次债危机中，趁机攻击其他国家货币的漏洞，扰乱金融市场, 而是要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力量。什么叫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力量？就是由我们来为全球金融危机买单。这是继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第二次为世界金融危机买单，如果说上次我们是为亚洲最富有国家买单的话，那么这次则是更上一层搂，在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买单。另一方面，就是通过互换等衍生金融工具，人不知鬼不觉地把中国金融资产搬到西方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只需要贿赂控制关键环节的几个官员就够了。

    而要防止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正义良知和爱国精神之外，没有任何外在的制度建设能够有效阻止。过去有句话，叫做精神原子弹，可以说，精神原子弹是能对付金融核弹、金融中子弹的唯一有效方法。随着国际资本对中国金融打击的逐步展开，人们将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30年来摧毁道德体系和理想主义的可怕后果。如同丧失了灵魂的人只能成为任人摆布的行尸走肉一样，丧失了精神的民族同样会成为任人宰割的一头肥牛，看一下中国金融改革的时间表就会发现，中国正在越来越成为一头待宰的肥牛，何时吃草何时喂水甚至连何时出栏都被计算得十分精确：随着国家股法人股越来越多地落入外资手中，我们适时搞起了股权分置改革；随着银行资产因垄断而飞速升值，我们又适时开放银行，以十分之一的市价把银行股卖给外资；人民币升值把国际游资和对冲基金引来了，我们又要适时推出股指期货；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了，我们又适时地推出了互换等金融衍生品；越来越多的西方银行出现了亏损窟窿，我们投资公司又在适时地注资，同时还适时地让他们到中国来发行股票债券，把中国老百姓那点儿养老活命的钱也拿来填窟窿------

    目前我们账面上拥有相当于10万亿人民币的外汇资产和60万亿金融资产，加上股票市值共有上百万亿金融资产，另外还有上百万亿其它类资产。这上百万亿金融资产最终花落谁家，完全取决于极少数相关官员的正义良知和爱国精神。在实体经济时代，金融资产的归属取决于制度和政策，只要制度和政策没有缺陷和失误，就不会出大问题；而在衍生金融工具主导的虚拟经济时代，金融资产的归属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道德因素，这就是目前西方国家把时间纳入破产范畴，对责任人实行终身惩罚的背景和原因。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明白了西方国家豢养的改革精英摧毁中华民族道德体系的恶果了，可以说，如果不发生历史奇迹，中美之间金融战的结局已定，决定输赢的不是专业知识和专业技巧，而是理想主义和爱国正义精神。美国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的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决定了美国君临天下的磅礴气势，决定了美国在金融战中的赢家地位，美国人也越来越尝到了精神武装的甜头，总统布什带领白宫一帮人天天在搞“早请示晚汇报”，雷打不动地天天下午学圣经，精神武装越来越强大，可以说，美国拥有的精神原子弹远远超过物质原子弹对世界的威胁。

    反观中国，30年来由美国培养的各路改革精英源源不断地汇聚膨胀，已成为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打着思想解放的旗号，彻底解除了中国的思想武装，30年来所谓思想解放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解除思想武装的过程，用GDP代表的物欲主义否定了理想主义，用妖魔化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方法，否定了中国的爱国主义，最致命的是用非毛化的方法打掉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意志和民族精神，打掉了中国人的精神原子弹，把中国完全变成了一个肥大国家。牛羊的肥大永远是为主人餐桌准备的，现在宰杀的时候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急不可耐地举起了刀叉，宰杀的工具就是各类名目繁多的所谓金融创新和衍生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从来就是双刃剑，既可伤敌，又可自毙；在爱国者手里是伤敌的武器；在买办手里则是卖国利器，并且其卖国的速度和规模，会远远超过晚清所有卖国条约的总和。互换，只是其中一把最锋利的封喉利剑。

    金融衍生品运行的高度私密性，决定了政府监管完全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口，莫说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即便是金融衍生品创新的老巢美国，也是无能为力。进入中国后金融衍生品的高度私密性，再加上由美国训练出来的金融买办又故意罩上一层专业性迷雾，使得金融衍生品显得更加诡秘难测，逐渐摆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致使中国上百万亿庞大金融资产的运作，完全落入了拥有西方背景的极少数金融买办手中，这极少数金融买办要么已定居美国等西方国家，要么身在港澳，要么怀里揣着绿卡，要么已悄悄地在海外安营扎寨------，这些人聚集成一个狭小的金融圈子，根据跨国公司的授意，布局中国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平日则侈糜淫乱、纸醉金迷、挥霍无度，过着超越任何帝王的奢华生活。没有这些人的所谓金融改革和创新，外资不可能仅从十多家银行股差价中，一年就从中国攫取上万亿元的金融资产。这些人有意利用现代金融难以监管的私密性特点，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的金融王国，即便现在中央政府更换掉金融领域的全部行政主管，也撼动不了这个金融王国，对付这个金融王国，除了以色列的摩沙德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再也找不到其它任何有效办法，胡锦涛新政的最大软肋就在这里，中国应对金融战的最大软肋也在这里。

    写到这里，电视传来了南方数百万老百姓滞留在各个火车站难以返家的报道，我们的基础设施那么需要建设，我们老百姓的生活那么艰难，可我们流血流汗创造的金融资产却在流向西方银行，哪怕是拿出上百万亿金融资产的百分之一，就能建造2万多公里铁路，何来春运难的问题！

    中国拼命发展经济拼命赚取外汇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到了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